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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钱诗猜一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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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汉思想家)

发布日期:2020-07-31 00:36   来源:未知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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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充(公元27年—约公元97年),字仲任,(今属浙江绍兴)人。东汉思想家、文学批评家。

  出身“细族孤门”,自小聪慧好学,博览群书,擅长辩论。不慕高官,不贪富贵。晚年汉章帝下诏派遣公车征召不就。永元(汉和帝年号)年间,病死家中。

  王充思想以道家自然无为为立论宗旨,以“天”为天道观的最高范畴,以“气”为核心范畴,由元气、精气和气等自然气化构成了庞大的宇宙生成模式,与天人感应论形成对立之势。在主张生死自然、力倡薄葬,以及反叛神化儒学等方面彰显了道家的特质,并以事实验证言论,弥补了道家空说无着的缺陷。是汉代道家思想的重要传承者与发展者。其思想虽属于道家却与先秦的有严格的区别,虽是汉代道家思想的主张者但却与汉初王朝所标榜的“黄老之学”以及西汉末叶民间流行的道教均不同。

  代表作品《论衡》,八十五篇,二十多万字,解释万物的异同,纠正了当时人们疑惑的地方,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不朽的思想著作。

  王充一生业儒业道,仕路不亨,只作过几任郡县僚属,且多坎坷沮阻,从事迹上看,既无悲歌慷慨之行,也无惊天动地之业。因此无论是他自己写的长篇自纪,还是范晔为他作的正史传记,他的事迹都甚寥寥。

  王充自谓出自“孤门细族”。根据《论衡·自纪篇》推测,王充祖先乃王孙氏之族,为先秦某王族之后,后来才分为二姓:一姓王,一姓孙。在汉代,王充祖先因功受封会稽阳亭。级别不高,但可坐食其税,是个中小地主。可惜好景不长,有一年,王充家在一次突发事变中,失掉了爵命和地位。无爵可继,有家难归,王充的祖先们只好就近安置下来,男耕女织,以农桑为业,成了会稽郡人氏。失掉了封爵的王充列祖列宗,都骁勇使气,结果结怨甚多,众人皆怨。一遇天灾岁歉,王充的祖先们又干些拦路抢劫,杀人越货的勾当,弄得千夫所指。在王充祖父王汛手上,正值西汉末年天下动荡,秩序大乱,王汛担心乱中被仇家绑票,于是收拾细软,“举家担载”,或肩挑,或车载,离开阳亭,先迁会稽(今浙江绍兴),最后留居于钱塘县,以转手倒卖,贾贩经商为业。

  王充的父辈共有二人:王蒙、王诵。王诵即是王充的父亲。王充祖辈好勇任气之习,至王蒙、王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终于又与地方豪强丁伯家结下深仇,遂又举家迁入上虞。此时家道破落,到王充出世时,已是“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再加“宗祖无淑懿之德”,确实是一个“孤门细族”之家。在这个家里,迎接王充降临的,不仅没有任何财产、名誉地位,而且更让他背上了一个先人无德,祖宗无行的沉重包袱。以致后来王充成名后,还有人以此来讥讽他。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详尽地记载了这些家庭状况。

  王充小时候,跟同辈的伙伴一起玩,不喜欢随便打闹。小伙伴们都喜欢捉鸟、捕蝉、猜钱、爬树,只有王充不愿玩这些,王诵对此感到很惊奇。王充六岁时,家里就教他认字写字,王充恭厚友爱孝顺,很懂礼貌。

  王氏家族虽然不是地方大户,但还没到揭不开锅的地步,田昌五《王充评传》说“他的家庭是屡受排挤而行将落入贫苦劳动群众队伍中的家庭”。王家祖宗尽管在社会上大耍无赖,好勇斗气,但对王充还是十分痛爱的,也十分注意培养。《后汉书》本传说:“充少孤,乡里称孝。”似乎他从小不是失去父爱,就是缺乏母慈。这并不符合实际。王充《自纪》曰,充少“有巨人(大丈夫)之志,父未尝答,母未尝非,阎里未尝让(谴责)”。可见双亲俱在,且很慈爱,未尝见背。

  王充少时,不喜欢押昵戏辱等无聊游戏。其他小孩喜欢掩雀捕蝉,戏钱爬树,王充从来不去参与,表现出孤介寡和,端庄严整的气质。这引起王诵的重视,六岁便教他读书写字,八岁送他上小学。书馆中学童百余人,都因过失和书法不工遭到先生体罚,唯有王充书法日进,又无过错,未尝受责。学会写字,王充告别了书馆,开始了儒家经典的专经学习和儒家道德的修练。

  王充接受的正规教育是儒家的伦理,使用的系统教材是儒家的经典《论语》《尚书》,与常人并无两样。乡学既成,王充乃负笈千里,游学于京都洛阳。在洛阳,王充入太学,访名儒,阅百家,观大礼,大开了眼界,大增了学问,初步形成了他博大求实的学术风格。

  大约在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王充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太学学习。太学既是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而且典籍丰富,名流革集,也是全国最权威的学术活动中心。谢承《后汉书》载:“班固年十三,王充见之,抚其背谓班彪曰:‘此儿必记汉事。’”谢承书已佚,此文见于范晔《后汉书·班固传》李贤注。班固生于建武八年,比王充小5岁,班固13岁,王充到京师时,已年满18,正当汉光武二十年。当时太学受今文经学的影响,盛行章句之学。太学教育,不仅方法僵死,而且内容虚诞。好在这时王充的前辈学者社林郑众桓谭、班彪等人都在京师,他们都是古文经学家,博学淹贯,号称大儒。在数家之中,王充对桓谭和班彪最为推崇,受他们的影响也最深。

  在思想方法上,王充又得益于桓谭。王充本来对汉代的董仲舒司马迁扬雄等人十分赞赏,但在数家之中,王充对桓谭最为激赏,说“(董)仲舒之文可及,君山之论难追”(《案书》)“彼子长(司马迁)、子云(扬雄)说论之徒,君山为甲。”(《赵奇》)认为董仲舒其文虽奇,犹可学而及之;桓谭出语高峻,非可企及。甚至与以论说为长的太史公、扬雄相比,桓谭也是首屈一指的。他说桓谭为汉世学术界值定是非,就像一个公正的执法官一样。受桓谭的影响,王充对神学迷信、俗说虚妄也深不以为然,他后来撰著《论衡》一书,其主旨也是“解释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对作》),与桓谭《新论》的主题如出一辄。

  当时在京师的青年学者除班固外,还有贾逵傅毅杨终等,俱曾为官兰台,王充也与他们有所往来。兰台是东汉的皇家图书馆和国家史馆,在那里读书作文,皆由公家供应纸墨,条件优越,待遇优厚,是一个清高又实惠的学术机构,因此时人称进入兰台为登蓬莱,世以为荣。王充亲睹其盛,一再赞美说:“兰台之史,班固、贾逵、傅毅、杨终,名香文美。”(《别通》)到了晚年,穷居陋巷,还希望朝廷有朝一日也把他王充征在兰台,“蹈班、贾之迹”,一则以还平生未遂之愿,二则以“论功德之实”(《须颂》),报主隆恩。

  穷读群书。《后汉书》说王充在洛阳,“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途通众流百家之言。”在熟读经史之余,王充还兼及百家,通诸子之学。王充通过对儒书与诸子百家的对比研究,认为诸子与儒经同等重要,有时子书甚至比经书还为可靠。他说:五经遭秦朝“燔烧禁防,伏生之徒,抱经深藏”,汉兴,“经书缺灭而不明,篇章弃散而不具”、晁错之徒受经于伏生,自后名师儒者,“各以私意,分析文字”,师徒传相授受,形成了所谓的家法和师法。经书本身的正误已难以辨别,更莫说经师讲解的是是非非了。相反的是,“秦虽无道,不播诸子”。由此看来,经书有遗篇,而诸子无缺文。孰劣孰优就不辩自明了。

  王充在京师游学历时多久,史无明文,袁山松《后汉书》说王充赶上了汉明帝临辟雍的盛典:充幼聪朗。诣太学,观天子临辟雍,作《大儒论》。袁山松书已佚,这条材料见于李贤《后汉书注》。注文作《六儒论》,根据王充推崇鸿儒的思想,“六儒”当为大儒之误。辟雍,周代为太学之一,汉代则作为尊儒学、行典礼的场所。据《后汉书·儒林列传》,东汉辟雍始建于光武皇帝中元元年(56年),尚未来得及亲临其境,光武帝便驾崩了。到了“(汉)明帝即位,才亲行其礼。”《明帝纪》说,永平元年(58年)十月“幸辟雍”,那么,至少在永平元年,王充尚在京师,其时他已32岁,在洛阳访学已经14岁。

  这年冬天,明帝亲临辟雍,举行尊老养贤之礼。事先推定年老博学的李躬为“三老”,曾授(汉)明帝《尚书》的桓荣为“五更”,这天,天子先行到达辟雍,举行典礼,然后派人用安车蒲轮(用蒲草裹轮以免巅簸)将三老五更接来,皇帝亲自到门屏之间迎接。以宾主(而非君臣)之礼迎上柞阶。皇帝下诏“尊事三老,兄事五更”,三公九卿,各就各位。皇帝挽起龙袍,操刀亲割,将肉献(不是赐)给三老,还亲自给他酌酒;五更,则由三公如此这般地侍候。接着举行射礼,射礼完毕,明帝归坐于讲堂之上,正襟危坐,执经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不够级别的“冠带缙绅”,只有环绕着辟雍璧水,隔岸观望了。这天,平时被人骂为穷酸腐儒的儒生算是扬眉吐气了一回。王充看到了这出从前只在礼书上记载着、在儒生们口头传诵着的敬老尊儒大典,无疑是十分兴奋的,于是欣然作《大儒论》以颂其事。就是事隔数百年后,范晔作《后汉书》,在写到这一盛况时,也不无激动地说:“(汉明帝)坐明堂以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事三老五更……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

  和所有的读书人一样,王充学成之后,也曾抱着致君尧舜的梦想,走“学而优则仕”的路子。可是王充在官场的境遇并不比他的老师们好多少,《自纪篇》自叙其为官履历曰:在县,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为从事。王充一身只当过地方官,东汉地方机构,实行州、郡、县三级制,王充历仕三级,但都位不离“掾”。掾,是汉代各极机构中的属官。在县里,他作官至掾功曹,主管一县人事和考功。在郡里,他曾先后在军事长官都尉府作过掾功曹,在行政长官太守府代理五官曹和功曹。在州里,他亦被州刺史征辟为从事属官。生平就没逃脱过为人下僚的命运。

  王充为官的地方,可考知者有扬州、丹阳、九江、庐江等地,《自纪篇》曰:“充以元和三年(86年)徙家辟诣扬州部丹阳、九江、庐江,后入为治中。材小任大,职在刺割。章和二年(88年),罢州家居。”这条自纪《北堂书钞》卷73和《太平御览》卷602引作“章和二年,徙家避难扬州丹阳。”有误,“章和二年”应作元和二年,章和二年是充自免家居年,非始往之年。辟,指征辟,被征去作官,不是避难。《后汉书》亦载:“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辟字正作征辟讲。扬州是汉武帝所置十三部(州)之一,东汉为郡上一级行政机构。丹阳、九江、庐江皆郡名,当时属扬州部所辖。在元和三年值钱前,王充为任何所尚不清楚。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建初元年条,根据王充《对作篇》“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颍川汝南,流民四散,圣主忧怀,诏书数至,《论衡》之人,奏记郡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言不纳用,退题记草,名曰《备乏》”的自述,遂怀疑“充所仕者非在会稽而在中州之郡邪?”但别无旁证,难成定论。

  造成王充这种徘徊州县,淹滞不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后来王充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曾对仕路穷通作过全面的分析和论述。《逢遇篇》将入仕宦的达与不达归结为遇与不遇: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或才高行洁,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浊操,遇,进在众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进。进在遇,退在不遇。处尊居显,未必贤,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

  王充生当光武、明帝、章帝、和帝之世,正是东汉王朝的上升时期,征辟举拔之制,还是比较正常的,似乎谈不上生不逢时的问题,但并不排除其所遇非人的可能。《后汉书》说他“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王充也曾自纪建初初年,中州欠收,充曾上书郡守,主张厉行节俭,以备困乏,但“言不纳用”;时俗嗜酒,充以为酒耗五谷,又有醺酒滋事之忧,奏记郡守:主张“禁酒”,亦不被重视。读书人的看家本领就是建言献策,既然言不纳用,可见他遇到的确实并非知己。

  王充是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哲学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王充认为天和地都是无意志的自然的物质实体,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和事物的生成是自然无为的结果。他认为万物是由于物质性的气,自然运动而生成的,“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生物间的相胜是因为各种生物筋力的强弱、气势的优劣和动作的巧便不同,并非天的有意安排,天不是什么有意志能祸福的人格神。

  王充认为天是自然,而人也是自然的产物,“人,物也;物,亦物也”,这样就割断了天人之间的联系。他发扬了荀子“明于天人之分”的唯物主义思想。他说:“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他认为社会的政治、道德与自然界的灾异无关,所谓“天人感应”的说法只是人们以自己的想法去比拟天的结果。

  王充认为人有生即有死。人所以能生,由于他有精气血脉,而“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他认为人死犹如火灭,火灭为何还能有光?他对于人的精神现象给予了唯物的解释,从而否定鬼的存在,破除了“善恶报应”的迷信。

  王充反对“”的思想,认为今人和古人相“齐”,今人与古人气禀相同,古今不异,没有根据说古人总是胜于今人,没有理由颂古非今。他认为汉代比过去进步,汉在“百代之上”,因为汉在“百代”之后。这种见解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是完全对立的。

  王充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战斗的无神论者,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王充的哲学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

  王充虽然反对神学目的论,但他不了解造成吉凶祸福和贫富贵贱的社会原因,因而主张命定论,强调“命”的绝对权威,认为“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而决定生死夭寿和贫富贵贱的命运,是由天和各种星象施气造成的,“天施气于地以生物,人转相生,精微为圣,皆因父气,不更禀取”。甚至造成社会治乱的原因也取决于“时数”,而否认人的作用,“年岁水旱,五谷不成,非政所致,时数然也,昌衰兴废,皆天时也,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人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只有听凭命运的摆布。在这里,王充不仅远远落后于荀子,也不及墨子,甚至不如孔子。

  王充虽然反对“天人感应”,却又宣扬“瑞应”。他说:“凡人禀贵命于天,必有吉验见于地”,“善祥出,国必兴;恶祥见,朝必亡”。例如,宣帝、光武、明帝、章帝等“仁君”出世,就有凤凰、麒麟、芝草、甘露等吉祥之物出现。

  王充也主张妖祥说,他认为尽管人死不为鬼,但鬼仍然存在。妖是一种气化现象,“天地之气为妖者,太阳之气也”,“阳气赤,故世人尽见鬼,其色纯朱”。妖祥同瑞应一样,是一种自然现象,也是社会兴衰的征兆,“天地之道,人将亡,凶亦出;国将亡,妖亦见”。

  尽管王充是用和“气”的理论解释“命”、瑞应和妖祥,似乎坚持了唯物论,但由于他的唯物论是朴素的,他的认识论经验主义的,因而在解释社会现象时,陷入了唯心论。

  虽然王充的思想中存在着诸多的局限性,但仍然达到了他的时代的最高水平,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致于后来的许多儒生对王充心有余悸。

  王充的《论衡》虽然不是专门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但其字里行间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如《论衡·祀义篇》:“夫天者,体也,与地同。”王充的生态伦理思想是以气论作为理论基础,将人类的行为纳入到整个自然运行之中,把人和自然看成统一的整体后加以考察得出的结论。“气”是王充天道自然观的核心范畴,以此论述本原论、生成论。在王充看来,“气”是宇宙中最基本的一种物质元素,“气”是宇宙的本原,是天地万物的本原。“万物之生,皆禀元气”,“万物之生,俱得一气,气之薄渥,万世若一。”万物皆是由“气”凝聚而成,其本源是相同的,气的薄渥不同造就的万物也就千差万别。“阴阳之气,凝而为人,年终寿尽,死还为气。”万物生为“气”聚,万物死为“气”散,元气复归于自然,这就是万物存亡之道,是一个自然的物质形态演化的过程。

  整个东汉二百年间,称得上思想家的,仅有三位:王充、王符仲长统。王符(公元85—162年)著有《潜夫论》,对东汉前期各种社会病端进了抨击,其议论恺切明理,温柔敦厚;仲长统(公元180年—220年)著有《昌言》,对东汉后期的社会百病进行了剖析,其见解危言峻发,振聋发聩。王充则著《论衡》一书,对当时社会的许多学术问题,特别是社会的颓风陋俗进行了针砭,许多观点鞭辟入里,石破天惊。《论衡》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的一部“百科全书”。就物理学来说,王充对运动、力、热、静电、磁、雷电、声等现象都有观察,书中记载了他的观点。他还解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王充把人的发声,比喻为鱼引起水的波动;把声的传播,比喻为水波的传播。他的看法与我们今天声学的结论是一致的:声是物体振动产生的,声要靠一定的物质来传播。欧洲人波义耳认识到空气是传播声音的媒介,是17世纪的事,比王充晚1600年。

  范晔后汉书》将三人立为合传,后世学者更誉之为“汉世三杰”。三家中,王充的年辈最长,著作最早,在许多观点上,王充对后二家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王充是三家中最杰出,也最有影响的思想家。

  但是由于王充在书中对传统的儒学,特别是汉代经学,进行了论难,有时甚至怀疑古经,上问孔孟,著有《儒增》《书虚》《问孔》《刺孟》等专篇,公然向神圣的经典挑战,向孔孟圣贤发难,这就有犯天下之大不韪,因而被视为名教之罪人。清乾隆皇帝御批:王充“刺孟而问孔”,“已有非圣无法之诛!”其他学人虽然不能治其“非圣无法”之罪,但也多挥毫濡翰,口诛笔伐。素以危言危行著称的大史学家刘知几,因《论衡》书中记载了王充父祖横行乡里的不光彩行径,不合乎子为父隐的纲常名教,说王充“实三千之罪人”!章学诚亦对王充非难儒学的作法,对他的儒家身份提出了质疑。

  自《隋书·经籍志》以下,历代目录书都将王充《论衡》列入无所宗师的“杂家”类。近代经学大师刘师培又说王充是“南方墨者之支派”。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在中国学坛上又曾有人说王充是儒家的反对派,是反孔的急先锋……凡此等等,不一而足。根据王充的整体思想来分析定性,综观王充的一生言行,他不仅是一位儒者,而且是一位博学的奇儒。

  王充针对当时文章写作方面所存在的内容虚妄荒诞、追求辞藻华靡和复古模拟等问题,强调“真”是“美”的基础,不真实的作品只有“虚美”而没有真美。他主张,文章的内容必须真实,反对描写虚妄的迷信内容;文章必须有补于世用,能够起到积极的社会教育作用;强调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必须统一,做到外内表里完全一致,既有翔实的内容,又有与之适应的形式;注重独创精神,反对模拟抄袭;注重文章语言的口语化,反对古奥艰涩的文风。

  王充对当时已辞赋为主的正统文学的“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提出了不少进步的主张,如重视文章的实用价值、主张书面语言和口语的一致用明白晓畅的语言写文章、要求文章创新反对模仿和因袭等观点,这些进步的文学观点与当时文坛上模拟因袭的不良倾向成了鲜明的对照,对魏晋以后的文艺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值得十分重视的文学理论批评的遗产。

  王充生平著述有《讥俗》《政务》《养性》《论衡》。其中《讥俗》《政务》《养性》现已失传。

  ,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占支配地位,但与春秋战国时期所不同的是儒家学说打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掺进了谶纬学说,使儒学变成了“儒术”。而其集大成者并作为“国宪”和经典的是皇帝钦定的《白虎通义》。王充写作《论衡》一书,就是针对这种儒术和神秘主义的谶纬说进行批判。《论衡》细说微论,解释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即以“实”为根据,疾虚妄之言。“衡”字本义是天平,《论衡》就是评定当时言论的价值的天平。它的目的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

  正因为《论衡》一书“诋訾孔子”,“厚辱其先”,反叛于汉代的儒家正统思想,故遭到当时以及后来的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冷遇、攻击和禁锢,将它视之为“异书”。

  汉儒思想体系是董仲舒提出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其核心是“天人感应”说,由此生发出对其他一切事物的神秘主义的解释和看法。“天人感应”的要旨就是“天帝”有意识的创造了人,并为人生了“五谷万物”;有意识地生下帝王来统治万民,并立下统治的“秩序”。

  《论衡》一书从宇宙观上反对这种见解,针锋相对的提出:天地万物(包括人在内)都是由“气”构成,“气”是一种统一的物质元素。“气”有“阴气”和“阳气”,有有形和无形,人、物的生都是“元气”的凝结,死灭则复归元气,这是个自然发生的过程。由“气”这个物质性的元素出发,《论衡》指出:“天乃玉石之类”的无知的东西,万物的生长是“自然之化”。天地、万物和人,都是由同一的充塞于宇宙中的气形成,而且是在运动的过程中形成,所以,“外若有为,内实自然”。而人与天地、万物不同的是“知饥知寒”,“见五谷可食之,取而令之;见丝麻可衣,取而食之”。所以,人和五谷不是上天有意创造出来的,而是“气”的“自然之化”。《论衡》书首先从宇宙观上否定了“天人感应”的“天”,还世界的物质性面貌。不过,《论衡》书中所描述的宇宙观,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天地合气,物偶自生也”,“及其成与不熟,偶自然也”(《论衡·物势》篇)。所以,这种宇宙观只能是人能利用自然,辅助“自然之化”,但终究不得不听命于自然力的支配。这是古代唯物主义的最大缺陷。

  “天”既造出了人,那么第二点就要降下帝王来统治人,因此就要把。他们提出了一种“符瑞”说,即把一些想像的和自然的事物,如龙、麒麟、凤凰、雨露、嘉禾、芝草等等,称之谓帝王的“受命之符”。如:夏的祖先是其母吃了一种叫做“薏苡”的草生下的,殷商(契)的祖先是其母吞吃了燕子的蛋而生的,汉高帝刘邦是其母在野地里和龙交合而生,东汉光武帝刘秀是生而室内有光等等。《论衡》书针对这种荒唐之言指出:“薏苡”、“燕卵”根本不能生人,龙与人也不是同类,“不相与合者,异类故也”。“天地之间,异类之物相与交接,未之有也”,“何则?异类殊性,情欲不相得也”(

  )。所以,要同类的东西才能交合。人都是由父母生的,帝王亦不例外,所谓“圣人更禀气于天”,乃是“虚妄之言”,不足相信。既然天、人、物三者不是同类,不能相合,那么与“符瑞”也就毫不相干了。

  《论衡》书中关于物种交合和生产的说法虽然谈不上是科学的知识,只是一种直观的自然描述,但这种直观的观察都是很真切的。而且,这种见解需要极大的理论胆识,因为他把帝王赤裸裸地搬到了地上,这是“非圣无法”、“诽谤圣朝”之罪,是要遭杀身灭门之祸的。所以,王充及其《论衡》书的伟大之处也在这里。

  汉儒的“天人感应”说在社会历史观上就是“天人合一”的“道统”观。如果统治者取得了这个“道统”,即奉天受命,并有足够的“德教”力量维护这个“道统”,社会就太平。如果统治者没有足够的“德教”力量维护这个“道统”,社会就变乱,新的统治者就取而代之,并把这个“道统”重新延续下去。这样,“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社会观和“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论独特地结合到了一起。这种社会历史观的实质就在于“同姓不再王”,世界上没有万世一系的帝王,但统治阶级的对万民的统治却是万古不变的。《论衡》书对这种社会历史观持批判的态度。它认为社会治乱的原因是寓于其本身之中,而不在于“人君”的“德”、“道”;相反地,“人君”的贤不肖是由社会历史所决定的。“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

  )。而自古而然的“一治一乱”同样是自然的现象,不是取决于“上天”或人的意志。

  《论衡》一书是从自然主义的唯物论出发来论述社会历史发展的。从其承认客观物质的力量来说明社会历史是个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过程,否定“天”和“人君”是历史发展的力量,否定“德”和“道”及“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一点上来说是正确的。但其把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归结到“时”和“数”上,认为是一种盲目的自然力量在起作用,否定了一定社会的阶级、集团和个人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之,《论衡》中的社会历史论述是带有唯物主义因素的自然宿命论的社会历史观。王充的唯物主义思想,主要集中的《论衡》的《实知篇》和《知实篇》中。

  《论衡》一书不仅对汉儒思想进行了尖锐而猛烈的抨击(但它并不完全否定儒学),而且它还批判地吸取了先秦以来各家各派的思想,特别是道家黄老学派的思想,对先秦诸子百家的“天道”、“礼和法”、“鬼神与薄葬”、“命”、“性善和性恶”等等,都进行了系统的评述。因此,后人称《论衡》书是“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的古代小百科全书。

  尽管《论衡》一书不可能摆脱当时时代的局限,用自然主义和直观的观察来描述世界,特别是在社会历史观上基本是唯心论的,但它产生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即封建国家处于统一和强大、儒学与谶纬神学相结合,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的时期,它敢于宣布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敢于不承认鬼神的存在,敢于向孔孟的权威挑战,并确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古代唯物主义体系,这在历史上是起了划时代的作用的。它对今后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诸如魏晋时期的哲学家杨泉南朝宋时的思想家何承天、南朝齐梁时的无神论者范缜、唐朝时期的刘禹锡柳宗元、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等等,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刘知几:“王充《论衡》之《自纪》也,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而己答以瞽顽舜神,鲧恶禹圣。夫自叙而言家世,固当以扬名显亲为主,苟无其人,阙之可也。至若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此何异证父攘羊,学子名母?必责以名教,实三千之罪人也!”(《史通·序传篇》)

  胡适:中国的思想若不经过这一番破坏的批评,决不能有汉末与魏晋的大解放。王充哲学是中古思想的一大转机。他不但在破坏的方面打倒迷信的儒教,扫除西汉的乌烟瘴气,替东汉以后的思想打开一条大路;并且在建设的方面,提倡自然主义,恢复西汉初期的道家哲学,替后来魏晋的自然派哲学打下一个伟大的新基础。(《王充的论衡》)

  黄侃《汉唐玄学论》:“东汉作者,断推王充。《论衡》之作,取鬼神、阴阳及凡虚言、谰语,摧毁无余。自西京而降,至此时而有此作,正如久行荆棘,忽得康衢,欢忭宁有量耶。”(《黄侃论学杂著》)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六“王充”条:“盖自居于圣贤而訾毁其亲,可谓有文无行,名教之罪人也。”

  王充少年时父亲早亡,家乡人都称赞他对母亲很孝敬。后来到了京城,在太学学习,拜扶风班彪为师。他爱好广泛,浏览群书而不拘泥于某些段落和句子。由于家里穷没有书,王充就经常去逛洛阳街上的书店,看人家所卖的书,看一遍就能背诵,因而广泛地通晓了众多流派的学说。后来回到家乡,退居在家教书。

  无论是辩日的两小儿,还是勇于思辨的王充,抑或是“不畏天地”的王安石,都是在思辨中突破桎楛,勇于向旧规则发起挑战。

  王充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并不太著名的人物,我们在各种典籍中也很少看到对他的记载。然而这并不能湮没。可惜的是,王充的这些思想在2000年前并不被主流认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越来越多接触到唯物主义思想,王充才大面积被肯定,只是这个肯定来的有点晚,等了2000年!

  在对天地相对尺度的认识上,中国和古希腊有着截然不同的见解。导致中国人产生这一认识的根源在于古代哲学中的阴阳观念和宇宙起源演变理论的影响,传统的天地测量之术则给这种见解提供了数理依据。对天地相对尺度的认识,是古代天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衡·自纪篇》:王充者,会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孙一,几世尝从军有功,封会稽阳亭。一岁仓卒国绝,因家焉。以农桑为业。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原谅)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仇众多。会世扰乱,恐为仇家所擒,祖父汛举家担载,就安会稽,留钱唐县,以商贾为事。

  《论衡·自纪》:“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经明德就,谢师而专门,援笔而众奇。”

  王充像取自清任熊绘图,王龄撰赞,蔡照初雕版,清咸丰六年萧山王氏养和堂刻本《於越先贤像传赞》。

  吴光.王充的无神论与五四时期的反迷信斗争.浙江学刊,1981(03):73-77

  《后汉书·卷四十九》:(王)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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